法治要建構社會現實，成為人們的內心信念和生活模式，其重要途徑就是傳播。法治傳播是傳播主體通過各種媒介，將法的信息、法的理念、法治系統及其運行信息進行傳遞互動，使受眾接收、形成規范法律意識并上升為信仰的活動。政府作為重要傳播主體是傳播的發起者和控制者，是法治傳播關鍵要素。政府如何在法治傳播中扮演好角色，發揮好功能，不僅是一個嶄新的學術課題，也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重點工作。
隨著互聯網技術不斷發展，我國法治傳播的實踐主體經歷了從一元到多元，再到“多元參與、一元核心”的發展過程。21世紀之前，法治傳播的模式主要是國家主導、政府推進；21世紀以來，隨著廣播、電視、報紙和網絡的快速發展及自媒體的出現，法治傳播主體呈傳統媒體、網絡媒體、數字化新媒體與自媒體四足鼎立之勢。不可否認，新興數字化新媒體與自媒體具有便捷性、即時性、高效性的特點，在追蹤熱點案件、解讀新法律法規上，對于法治傳播的推動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新媒體與自媒體也存在非理性以及報道的碎片化問題，信息呈現一定的隨意性和情緒性，當前信息傳播生態愈加復雜的變化形勢，對法治傳播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
在這一背景下，政府在法治傳播中的角色定位就應是“表率者”和“推動者”。自古以來，政府作為法治傳播的主體就有承擔法律傳播職責上歷史的傳承，政府官吏是啟動并指引社會法律傳播的重要主體。如《尚書·胤征》載有：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妒酚洝で厥蓟时炯o》記載：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F代的法治傳播活動雖然與古代法律傳播的內容與性質不同，但法治傳播的職責也大多由各級政府承擔。
放眼世界，各國法治建設的基本路徑包括兩種模式：“自然演進型”模式和“政府推進型”模式。我國的歷史文化以及現實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狀況決定了我國的法治發展道路不是一個自生自發的過程，而是一個由政府主導的推進模式。目前，我國已經構建了完整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將上述國家法的價值和原則等的實質性內核融入到社會自治規則之中，是我國法治建設與法治傳播的主要任務。我國大多數法律法規由政府實施，因此政府理當是我國法治傳播的主要主體，依據新形勢優化政府主導的傳播模式是必然之路。
政府應當強化法治傳播引導力，通過依法行政發揮示范引領作用。自媒體的出現使“人人都有麥克風”，導致大量碎片化新聞出現，虛假新聞層出不窮。法治傳播信息的碎片化和虛假新聞，會使法治傳播的效果受到影響，容易產生傳播的應景式“獨斷”現象，對法治價值導向存在一定的消解性風險。而在政府法治引導力的塑造和建設上，必須重視和遵循法治傳播的規律。因此，面對熱點事件發生、輿論眾說紛紜之時，人們需要認識事件的真相與本質，此時政府應及時發聲，在事實基礎上進行法律判斷，從法治視角出發研究問題，運用法治思維、進行法律推理達到正確結論，引導社會媒體輿論，培育公民良法善治意識，提升法治傳播引導力。
此外，由于政府的行為具有很強的示范效應，政府應該帶頭守法并在法律的范圍內活動，政府依法行政才會對人們法治意識的形成產生示范引領作用，從而達到法治傳播的良好效果。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用法治思維解讀熱點事件，不僅僅是簡單的法條適用、法理解析，更是始終堅持法律至上的價值旨歸。政府闡釋法治價值內涵的法治傳播活動不僅提升了傳播客體的法治素養，也維護著政府的公信力。
政府應當加強四類媒體互動交流，推動法治傳播漸進之路。從控制論的角度來看，任何封閉的系統都無法通過從外部汲取能量和組織來發展自己。在我國，政府主導下的法治傳播必須通過系統的開放從環境中汲取能量和組織來進行自我完善、更新與發展。數字化新媒體與自媒體的出現，使法治傳播從單向傳播轉變到多向傳播成為可能，政府與四類媒體的互動與交流，使法治的基本要素傳播和公眾的信息反饋變得前所未有的通暢。一方面，四類媒體的傳播內容容易引起政府的關注，進而可能被政府納入法治傳播的框架；另一方面，政府依法行政的行為，通過與媒體互動與交流而廣泛傳播，可以為公眾帶來行為示范與引領效用，增進公民對政府與法律的信任。只有在政府與媒體互動與交流，公民廣泛參與的法治傳播中，才能使法治精神更加深入人心，并逐漸成長為集體社會意識的法治價值觀念。
總而言之，政府對于法治傳播的推動至關重要，其應以法治價值為引領，以傳播規律為遵循，以四類媒體為渠道，建構“法治的認同”，提升法治傳播的效果，推進法治中國建設。
（作者張法連 劉穎分別系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生導師，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綿陽師范學院副教授）